在导演王小帅看来，拍电影最高级的就是“能把空气拍出来、把味道拍出来”，那是了不起的程度，其次是拍出态度，“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的电影、你的人物、你的国家、你的社会、你的民族、你的价值观？如果电影技巧等等其他都有，但是你态度垮了，那就什么都不是了。”

　　从影二十余年，王小帅执导了13部电影长片，多次入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并屡屡斩获大奖。从1993年的处女作《冬春的日子》开始，他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梳理着时间，凝视着时间，记录着他的个人生活印记。日前，王小帅亮相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，以“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”为主题，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经历，重申了对电影的态度。

　　前两部电影

　　都跟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

　　王小帅1966年出生，从孩提时代开始学习绘画。1985年，王小帅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，王小帅被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。那时的电影制片厂每年拍片是有指标的，福建厂一年有一个指标，意味着这个电影厂一年允许拍一部电影。

　　王小帅回忆说刚去福建电影制片厂时自己信心满满，“觉得从电影学院学到了一些东西，而且又年轻，有对电影的热爱和热情，到那儿就可以开拍了。这个想法真是太简单了，一个电影厂虽然人不多，但它一年只有很珍贵的一个指标，怎么能够放心给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？”

　　王小帅没有独立拍片的机会，只能跟着实习，做场记。后来觉得这样下去有可能耽误了自己的大好青春，就只身一人偷偷溜回了北京。“现在想起来我算是第一代的北漂，虽然我在北京有十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，但一旦离开再回去，就成了一个外来者。庞大的北京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。那个时候，别人看我都是很奇怪的表情——‘你不是去福建了吗，怎么又回来了’——我就觉得要找一个在北京待下去的理由，就好像我不是赖在这里的。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证明我的价值呢？”

　　王小帅想留在北京有两种选择，一是继续画画，二是拍电影。考虑之后，王小帅觉得自己更爱电影。“只有自己手里有一部电影，才能成为我在北京待下去的一个身份证。”王小帅说，自己刚回北京时没钱、没地儿住，就一个双肩背。怎么开启第一步？他只能找朋友。

　　就这样，王小帅在1993年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《冬春的日子》，由他的美院附中好友刘小东和喻红主演，电影讲述20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。这场改革大潮，似乎正席卷着社会上下每一个角落，包括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夫妇冬和春。

　　王小帅说：“就像我们绘画时的模特，刘小东和喻红就是我的模特，我来画你，我来拍你，这是当时最原始的一个想法。恰好因为他们是画家，离我的生活又很近，美院附中的生活历历在目，就开启了第一部《冬春的日子》。后来我想解决第一部电影遗留的很多遗憾，于是就又开启了第二部《极度寒冷》。”

　　《极度寒冷》讲述青年前卫艺术家齐雷（贾宏声饰演）的一项行为艺术引来众多媒体、同行及过路客的关注。该行为艺术的前三部分：立秋日模拟土葬、冬至日模拟溺葬、立春日作象征性的火葬，完成后，齐雷宣布为与社会的冷酷对抗，他将在最后一部分，用冰葬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王小帅说这部电影是根据1994年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改编的：“那个艺术家杀死了自己，当时影响很大，我觉得很压抑，就做了《极度寒冷》。这两部电影都非常巧合，跟艺术有关，跟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，也跟我那时能够触及到的最远的距离有关。”

　　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地是哪里 拍“三线电影”是责任所在

　　王小帅在上海出生4个月后，随父母来到贵阳“支援三线”（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）。13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迁居武汉，15岁又考上央美附中来到北京，23岁北影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，两年后无片可拍的他开始“北漂”和独立电影创作生涯。王小帅的电影热衷于个人记忆的历史书写，从《青红》到《我11》《闯入者》，作为一个“三线子弟”，他曾一遍遍在光影中回望他的童年所在地贵阳。

　　在王小帅看来，“三线人”最大的困惑就是家乡感流失。他们离开了家乡，“空降”到一个地方，以为几年以后就可以回去，却没想到一辈子回不去，下一代在那儿，下下一代还在那儿。“我的父母是‘三线人’，我也同样经历了这种困惑。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，我的归属地是哪里，很多‘三线人’到八十年代中期，慢慢地都不会再说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段经历对以后人生的发展没有好处。我心里就有种不服气，想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后来有幸当导演拍了几个电影之后，我内心深处想的是，有朝一日一定要把关于三线的事情放在电影上。”

　　《青红》最早叫《美好的愿望》，受比利·奥古斯特的电影《善意的背叛》影响，“其实这就是我所期许的，那么多人为了三线建设投入一生，我希望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愿景，于是就拍了《青红》。我当时想如果再不拍的话，它就从我的生活、记忆和地球上被抹平了，所以我就咬着牙做。我发现我自己每次拍电影都是咬着牙，特别愣头青一样地要把这个事情做成。”

　　很多人说王小帅拍“三线电影”太过小众，“现在大家也会质疑：‘你老弄三线干吗？看的人不会多。’我只能说这段历史、这段现实是我要表达的，我必须要把它说出来。我眼睁睁看着父母从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把青春放在那里，把自己的专业扔到一边，就这么一辈子下来了。现在很多人已经去世了，他们就被埋在当地，这样的一段历史如果不表达出来，我觉得心里过不去。有机会我还会再做。”

　　作为六十年代生人

　　感觉很幸运

　　拍摄《冬春的日子》和《极度寒冷》时，王小帅兴奋中又常常自我怀疑：这叫拍电影吗？“我们的电影是‘喃喃自语’的电影，就是自己跟自己叨叨、自己怀疑自己。当时会被认为是小我。过去的传统是不允许把创作者的内心拿出来的。我就把摄影机转过来拍我自己，把我自己也当成这个社会的一分子，我也在生存着，我也在生活，我也有我的思考，有我的困境……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开始了所谓自己拍自己的独立电影。”

　　作为六十年代生人，王小帅觉得自己很幸运，“我们的青春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中国正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阶段，在我们青春懵懂的时候，在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有想法的时候，正好经历了整个八十年代的黄金十年。”

　　毕业以后，虽然进入到了九十年代，但八十年代的热情、思想、非常自由奔放的激情还在，所以，王小帅说：“在九十年代初，思想里攒的那些东西，青春期的那些冲动，那些所谓的自己的想法和愤怒，都在那个时候通过电影爆发出来了。我自己非常幸运经历了这两个时代。”

　　现在大家追求时尚、变化，但是王小帅说自己很保守，“我特别怕变得太快以后，老的东西没有了，我觉得太可惜了，我希望所有的变化不要太快。”

　　王小帅说有段时间他去买东西会非常害臊，“我不敢看人眼睛，我拿出现金来买烟或酒都是丢人的事情，人家都在刷二维码，一下就完成了，但我咬着牙想，‘就算被别人嘲笑，我也要拿现金出来’。我老是螳臂当车式地想让所有东西慢下来。我也在克服着心理障碍，有可能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上，这些都会带进自己的作品，这也是一种思考，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思考。”

　　不会主题先行 当导演不会在现场说太多

　　王小帅的《地久天长》跨越三十年，是王小帅“家园三部曲”的首部。王小帅表示，虽然是“家园”，但他仍聚焦于普通的家庭，“因为我觉得个人组成家庭，家庭是国家最基本的细胞，最基本的元素，所以我聚焦于他们。《地久天长》主要讲的就是失去孩子和计划生育。其实这样的电影在中国有，讲失独的、讲寻找孩子的，但我觉得不够，我需要把它放……我有野心，把它放大到一个历史背景，看我们普通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下来的，这个野心就促成了这个《地久天长》。”

　　拍摄《地久天长》的契机，是王小帅2015年听到了一则新闻，“我那天在房间里没事，不知道哪儿传来新闻的声音，说现在可以生二胎了，之前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结束了，我当时在房间里傻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政策，突然就变了。”

　　王小帅说自己从来没有在创作的过程中先立主题，“从来没有什么主题，只是角度切入之后大家去解读。包括《地久天长》，我就闷着头写，编剧阿美也是闷着头写，我们写完之后看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要的，是不是对的。因为我们的角度在那儿了，它会在电影中自然呈现，我是不会主题先行的。”

　　也因此，王小帅说自己很少和演员从头到尾说戏，“我不会这样，因为我觉得一这样的话，他就‘死’在那儿了，未来的化学反应、火花就没有了。导演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位置，你什么都不说，都会被演员关注着。所以有些导演在现场发脾气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没有必要，因为你已经这么重中之重了，再发脾气整个组就崩溃了，你反而得不到更好的效果。因为导演太重要了，你说的每个东西都是一个强烈的指引和方向，这个方向有时候太死板，会出问题，再掰就掰不过来了。”

　　王小帅认为，有时候在交流的过程中，需要导演诉说的不是很多，但是“场子”在了，大家就都知道怎么回事了，“如果这个‘场’有了，你不要破坏它，不要过度地把导演的意图、主题或者什么压进去，你退出来，反而让这个‘场’中的空气自动生成，就会更生动。”

　　做电影首先要有

　　一颗非常柔软的心

　　这些年来，王小帅一直坚持着拍摄有浓重生活味道的电影，他表示拍摄这类电影要保持一颗特别敏感的、脆弱的心，“因为只有这样，才会对社会的变化有所感应。如果你很强硬，不去关怀和思考任何东西，你可能就错过感动或者触动你的东西。所以，我觉得首先要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，去触碰、去感受，感受那些愤怒，感受那些不公平，感受普通人无奈的或者是非常无助的眼神……这些东西会触动到你，然后你从这里面去找跟他们靠近的角度切入，去思考。”

　　有了柔软的心后，还得关注现实，“就像我做《地久天长》，就是一瞬间，发现它是个事儿，会触动你的愤怒、思考、反思和创作冲动。”

　　王小帅坦承，自己也一直在反问自己，拍这样的电影值不值得、需不需要，“经历了一个过程后，我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信心，那就是，它一定被需要，这样的电影一定不能消失在中国的电影版图里。它在将来一定会被重视，因为文化层面也好，艺术层面也好，民族层面也好，这类电影如果一直处于重视度很低的情况中，其实对整个民族是没有好处的，这是我的信心所在。”

　　谈及将来的拍片计划，王小帅给出的答案是“顺其自然”，“拍什么要看你的年龄、你的阅历到了什么程度，再着急也没有用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因为时间是最重要的。”

　　王小帅表示，在他40岁的时候，是不敢拍《地久天长》的。因为自己的阅历和社会条件都不许可，“你二三十时，却想以一个五十岁人的心态，去思考去拍电影，我觉得不太现实。所以，在哪个时间段就做哪个时间段的事，很多事情都是你到那个年龄了，就自然可以意会了，所以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。”

　　对王小帅而言，拍电影是件很严肃的事情，但同时，拍电影又是他觉得最快乐的一份职业，“所以拍电影时，在严肃认真的同时一定要活泼，一定要开心，一定要剔除你的摄制组中任何制造麻烦的因素。要让这个摄制组纯净，你的心也就纯净了。你的心一纯净，这个‘场’就好了，如果你不纯净，你在那儿着急，你在那儿暴躁，好像你为了艺术多么拼搏，最后慌里慌张乱七八糟的，这个‘场’就乱了。这个‘场’一乱，幸福的气氛就没有了。所以我觉得拍电影要享受，你在电影中想传递爱也好，传递和平与希望也好，你现实中拍摄的剧组也应该是这样的气场，然后，爱、和平、希望这些美好的因素，自然就会在片子里带出来。”

　　文/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/海南